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前后对比，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在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几乎100%的是国有企业，农村是集体所有制，而今天，民营企业已占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会见民营企业家时指出，民营经济是中国的“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营经济在创新技术中占了70%以上的份额。

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正从制造走向创新，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内，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所伴随的资本积累。投资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引擎，表现在宏观数据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约为GDP的1.5~2倍。大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基本结束。过去十年间，投资保持和GDP同步增长，而不再具有拉动作用。

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和世界上所有的后工业化国家一样，未来的中国经济主要靠创新，靠新技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GDP中等速度的增长。

在过去的工业化阶段，我们所需要的采矿、炼油、制造等技术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得。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经济所需要的高科技，例如半导体芯片、生命科学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方便地获取了，起码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很低成本得到。

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必须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依靠技术和产品创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在市场上推出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服务。在工业化阶段，钢铁、水泥、汽车等产品是已知的，技术和生产方法也是已知的，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产品未知，技术未知，无可借鉴，无从模仿，企业只能在不断的试错中摸索，找到市场欢迎的产品，找到能带来竞争优势的新技术。

从已知到未知，经济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工业化阶段不同，结果难以预料的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对于政府而言，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更加不可行，因为政府官员没有判断未来技术的市场信息和实战经验，起码他们的市场信息和实战经验不如企业多。身处市场一线，企业直接面对客户，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的需求和技术的趋势。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过去和将来都是创新的主力军。

民营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是由体制和机制决定的。

创新需要正、负双向的激励，通俗地讲就是动力和压力。企业家之所以愿意承担创新的高风险，因为他预期一旦研发投资获得成功，他就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就可以像乔布斯那样青史留名。动力不仅来自财富的积累，还有社会地位、个人抱负的实现，像乔布斯自己所说的那样，希望“在宇宙间留下痕迹”，他确实也做到了。激励强大到足以补偿风险，只有市场化的民营企业才能提供。

另外一方面，创新需要压力，或者叫做负向激励。企业如果在创新上失败，在创新上落后，就会受到市场的严厉惩罚，最严厉的莫过于企业的倒闭。手机市场上曾经的老大是诺基亚，由于在创新上比苹果公司慢了一步(实际上诺基亚已经掌握了智能手机技术，但没有把技术及时转化成产品)，被苹果抢先推出新一代手机。市场无情地惩罚了诺基亚，这个过去的老大今天几乎被完全淘汰出局。

只有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正负双向激励下，企业才有创新的意愿。毫无疑问，这样的激励机制仅存在于民营经济，创新主体的重担只能落在民营企业的肩上。

为了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创新的主体作用，需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要淡化国有和民营的区别，权利不问出身，法律上不要再区分国有和民营。

产权保护靠什么？出台政策是有必要的，但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政策多变，行政部门的主管可以随时调整政策，政策方向一变，产权保护的具体措施可能跟着发生变化，这就为民营企业建立稳定预期带来了困难。我们强调依靠法律保护产权，不是因为法律比政策更公平，也不是因为法律比政策更有效，而只是因为法律比政策更稳定，有利于民营企业家建立起稳定的长期预期。政策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来变去，法律虽然也可以修改，但它的变动频率毕竟低于政策，修改法律的程序也要比政策的调整更加复杂。换句话说，法律是保护私有产权的长效机制。

只有对未来的财产安全和投资回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企业才有可能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和工业化阶段的产能投资不同，创新研发的投资周期长得多，风险也大得多。产能投资两三年就完成了，做出产品卖到市场上就可以回收；技术上的研发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才能形成突破，即便技术问题解决了，产品是否销得出去仍是未知数。高风险必须有预期的高回报匹配，否则没有人愿意承担。

第二，要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创造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尤其要着力解决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市场准入，为什么一些行业只能国有企业经营，而民间资本不能进入呢？如果像我们上面讲到的，取消民资和国资的身份区别，是否就可以平等进入了？二是在资金渠道上，要取消显性和隐性的对民营企业的歧视。银行大概不会承认对民企和国企的不同标准，然而在现实中，民营企业拿到贷款的困难确实远远超过国企。

对于国有企业，应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现从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政府不再管人、管财、管物，只管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政企分开，以便减少对国企的优惠政策，真正做到在市场上平等竞争。

第三，放松和解除管制。创新是人的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必须允许乔布斯幻想把1000首歌放进口袋，才会有iPod和后来的iPad；必须允许贝佐斯幻想把100本书放进书包，才会有今天的Kindle和电子书；必须允许马斯克想象在火星上登陆——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的荒诞离奇，创新就是从这些荒诞离奇的想法中产生的。正因为马斯克到今天也没有放弃登陆火星的宏伟设想，所以他做成了SpaceX，以一个民间公司的财力发射火箭，成本低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宁可用他的火箭，而不用NASA自己的。马斯克为了降低成本，想出了回收火箭的主意，装填燃料再次使用。NASA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用的是国家经费，对成本不敏感，把卫星送上轨道，完成任务就行。民营公司靠低成本竞争，不得不精打细算。

要让企业家、科学家的思想自由发挥，谁也不知道这些自由发挥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创新还要求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不仅有风投基金提供资金的支持，而且有工程师、科学家、管理人员追随企业家去实现这份梦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创新的第一要素是自由，具备了思想的自由、资源流动的自由以及进入市场的自由，才能把天才的——虽然看上去经常是疯狂的想法变成现实，变成造福人类的技术和产品。过度管制限制了自由，而限制自由就是限制创新。

第四，全面减税。减税的意义不仅在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帮助它们在经济下行期度难关，更重要的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请注意，不是主要作用，而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收税，资源就脱离了市场和企业，由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配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于市场。减税的目的就是把资源尽可能地转到企业，由市场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

如果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保持乐观，经济增长速度或许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高，中等的、可持续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