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发挥民营经济在创新经济中的主体作用

发布日期:2019.02.01 来源:经济观察网 分享至: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前后对比,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前后对比,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民营经济的兴起。在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几乎100%的是国有企业,农村是集体所有制,而今天,民营企业已占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会见民营企业家时指出,民营经济是中国的“五六七八九”,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营经济在创新技术中占了70%以上的份额。


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正从制造走向创新,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内,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比以往更加突出。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所伴随的资本积累。投资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引擎,表现在宏观数据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约为GDP的1.5~2倍。大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基本结束。过去十年间,投资保持和GDP同步增长,而不再具有拉动作用。


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和世界上所有的后工业化国家一样,未来的中国经济主要靠创新,靠新技术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实现GDP中等速度的增长。


在过去的工业化阶段,我们所需要的采矿、炼油、制造等技术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成本甚至免费获得。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经济所需要的高科技,例如半导体芯片、生命科学技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方便地获取了,起码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以很低成本得到。


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必须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必须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依靠技术和产品创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在市场上推出前所未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服务。在工业化阶段,钢铁、水泥、汽车等产品是已知的,技术和生产方法也是已知的,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产品未知,技术未知,无可借鉴,无从模仿,企业只能在不断的试错中摸索,找到市场欢迎的产品,找到能带来竞争优势的新技术。


从已知到未知,经济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工业化阶段不同,结果难以预料的创新充满了不确定性,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对于政府而言,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更加不可行,因为政府官员没有判断未来技术的市场信息和实战经验,起码他们的市场信息和实战经验不如企业多。身处市场一线,企业直接面对客户,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的需求和技术的趋势。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过去和将来都是创新的主力军。


民营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是由体制和机制决定的。


创新需要正、负双向的激励,通俗地讲就是动力和压力。企业家之所以愿意承担创新的高风险,因为他预期一旦研发投资获得成功,他就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就可以像乔布斯那样青史留名。动力不仅来自财富的积累,还有社会地位、个人抱负的实现,像乔布斯自己所说的那样,希望“在宇宙间留下痕迹”,他确实也做到了。激励强大到足以补偿风险,只有市场化的民营企业才能提供。


另外一方面,创新需要压力,或者叫做负向激励。企业如果在创新上失败,在创新上落后,就会受到市场的严厉惩罚,最严厉的莫过于企业的倒闭。手机市场上曾经的老大是诺基亚,由于在创新上比苹果公司慢了一步(实际上诺基亚已经掌握了智能手机技术,但没有把技术及时转化成产品),被苹果抢先推出新一代手机。市场无情地惩罚了诺基亚,这个过去的老大今天几乎被完全淘汰出局。


只有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正负双向激励下,企业才有创新的意愿。毫无疑问,这样的激励机制仅存在于民营经济,创新主体的重担只能落在民营企业的肩上。


为了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创新的主体作用,需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要淡化国有和民营的区别,权利不问出身,法律上不要再区分国有和民营。


产权保护靠什么?出台政策是有必要的,但仅靠政策是不够的。政策多变,行政部门的主管可以随时调整政策,政策方向一变,产权保护的具体措施可能跟着发生变化,这就为民营企业建立稳定预期带来了困难。我们强调依靠法律保护产权,不是因为法律比政策更公平,也不是因为法律比政策更有效,而只是因为法律比政策更稳定,有利于民营企业家建立起稳定的长期预期。政策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变来变去,法律虽然也可以修改,但它的变动频率毕竟低于政策,修改法律的程序也要比政策的调整更加复杂。换句话说,法律是保护私有产权的长效机制。


只有对未来的财产安全和投资回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企业才有可能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和工业化阶段的产能投资不同,创新研发的投资周期长得多,风险也大得多。产能投资两三年就完成了,做出产品卖到市场上就可以回收;技术上的研发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才能形成突破,即便技术问题解决了,产品是否销得出去仍是未知数。高风险必须有预期的高回报匹配,否则没有人愿意承担。


第二,要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造,创造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尤其要着力解决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一是市场准入,为什么一些行业只能国有企业经营,而民间资本不能进入呢?如果像我们上面讲到的,取消民资和国资的身份区别,是否就可以平等进入了?二是在资金渠道上,要取消显性和隐性的对民营企业的歧视。银行大概不会承认对民企和国企的不同标准,然而在现实中,民营企业拿到贷款的困难确实远远超过国企。


对于国有企业,应该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现从资产经营向资本经营的转变。政府不再管人、管财、管物,只管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政企分开,以便减少对国企的优惠政策,真正做到在市场上平等竞争。


第三,放松和解除管制。创新是人的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必须允许乔布斯幻想把1000首歌放进口袋,才会有iPod和后来的iPad;必须允许贝佐斯幻想把100本书放进书包,才会有今天的Kindle和电子书;必须允许马斯克想象在火星上登陆——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的荒诞离奇,创新就是从这些荒诞离奇的想法中产生的。正因为马斯克到今天也没有放弃登陆火星的宏伟设想,所以他做成了SpaceX,以一个民间公司的财力发射火箭,成本低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宁可用他的火箭,而不用NASA自己的。马斯克为了降低成本,想出了回收火箭的主意,装填燃料再次使用。NASA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用的是国家经费,对成本不敏感,把卫星送上轨道,完成任务就行。民营公司靠低成本竞争,不得不精打细算。


要让企业家、科学家的思想自由发挥,谁也不知道这些自由发挥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创新还要求一个自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资源可以自由流动,不仅有风投基金提供资金的支持,而且有工程师、科学家、管理人员追随企业家去实现这份梦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创新的第一要素是自由,具备了思想的自由、资源流动的自由以及进入市场的自由,才能把天才的——虽然看上去经常是疯狂的想法变成现实,变成造福人类的技术和产品。过度管制限制了自由,而限制自由就是限制创新。


第四,全面减税。减税的意义不仅在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帮助它们在经济下行期度难关,更重要的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请注意,不是主要作用,而是决定性作用。政府收税,资源就脱离了市场和企业,由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配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于市场。减税的目的就是把资源尽可能地转到企业,由市场进行更高效率的配置。


如果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保持乐观,经济增长速度或许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高,中等的、可持续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