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萨满”一词的来源和本义，学术界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归于通古斯语族、蒙古族以及突厥语系的说法。学术界认为，其他民族对“萨满”有不同的称呼，而只有通古斯语族的人一直称之为Saman。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雅库特、布里亚特人中，也用“萨满”一词，但还有“孛额”、“巫都干”等称呼。有关萨满教产生的各种传说和故事的共同母题最早几乎都产生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语系的民族中。经过调查，学者找到了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宗教体系的因素。R.费思认为，“萨满”是北亚的精灵统御者。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一书也认为，“萨满教一词来源于通古斯语，意为激动、不安和疯狂的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都称他们的巫师为萨满”。此外，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也认为“萨满”一词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后为萨满教巫师的通称。

　　另一种观点于1820年由雷缪塞提出并认为，“萨满”一词来自巴厘语Samana或梵文中的Sramana，被译成中文“沙门”。梵语Sramana意为“乞丐之僧”；巴厘语Samana是梵语Sramana的转写。继之，克拉普罗特假设，西伯利亚从印度与佛教中接纳了“萨满”一词；希罗科戈罗夫（即史禄国）支持这种假设。基于吐鲁番和敦煌文物的发现及考证，他认为上述假设比较可信。佛教很可能不依靠外力而进入中亚细亚和中国，Sramana是特别宗派的僧侣，而Saman则是其中某一支派的成员。因此，这两个词应具有共同的梵语词源。语言学家鲍培教授认为，Sramana可能通过中亚细亚到达满洲通古斯地区，演变成Samana。这就等于是说，“萨满”一词在传播中直接越过整个蒙古地区而未留下丝毫痕迹。但由于上述说法的立论不足，早已为许多学者所否定。

“萨满”的发现与萨满教的定义之争

17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初，随着地理上的重大发现，在欧洲兴起了旅行和探险热。西伯利亚的神秘宗教——萨满教成为探险者关注的焦点。当时俄国、北欧诸国、荷兰、德国乃至美国的旅行家、学者和探险家都到通古斯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各种类型的考察活动。在撰写旅行记和学术报告时，由于和欧洲人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不同，从欧洲人固有的宗教词汇中找不出恰当的词汇来表达通古斯人的宗教形态，所以他们只好借用当地人的“萨满”称谓，将通古斯人的宗教信仰称为Shamanism（即萨满教或萨满主义）。这样，通古斯语的“萨满”成为世界上通用的学术用语。随着探险考察地域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学术上称之为“萨满教”的宗教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而并非通古斯人所特有的信仰。于是，他们将其他地区发现的一些类似的宗教信仰也用“萨满教”这一术语来表达。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避免概念术语的混用，学术界展开了有关萨满教定义的争论，出现了广义萨满教和狭义萨满教之分。狭义的定义指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各民族的民间信仰，特别以通古斯民族中所流传的民间信仰为典型。广义的定义则指东从西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及包括北美、澳大利亚、北极爱斯基摩人在内的所有原始巫术。目前，国际范围内通用的萨满教概念是指广义上的萨满文化现象，而非专指通古斯人的萨满教。

　　“萨满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

　　除儒家、道教文明外，还有一种中国“萨满式文明”的观点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最早提出的。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他提出：“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这一观点在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具有“名人效应”，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兴起的“萨满教文化热”即为受其影响的结果。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一些研究重新审视中国的宗教。例如，日本学者福永光司就这样定义道教：“道教是以中国古代以来萨满式的咒术信仰为基础，重叠复合地采入了儒家的神道与祭祀的思想与仪礼、老庄道家的‘玄’与‘真’的形而上学、佛教的业报轮回与解脱以及济度众生的伦理与仪式等等，在隋唐时代大致完成了作为宗教的教团组织、仪式方法、神学思想，以与‘永恒的道’合为一体为终极理想的中国民族（汉族）自己的传统宗教。” 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萨满“登天入地进行宇宙飞行”的观念和中国古代的“巫觋通天”观念一脉相承，“巫觋通天”观念和萨满“通天”观念是基于相同思维模式上的同一种观念形态，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中国史前文明的根基或许就是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为特征的萨满教信仰，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原生宗教实际上就是国际人类学上统称为Shamanism的宗教现象。在国外，有的学者甚至将这一观点引申到对整个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提出了“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