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40余年，创造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奇迹。开放型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

综合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未来一段时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注意把握“内循环”和“外循环”之间的关系。要将“内循环”和“外循环”辩证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在新发展格局的框架下，注重内循环驱动、外循环助推，有效实现双循环互促共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循环具备良好基础

“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这是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国内循环已经具备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国具有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多样。经济规模不断攀升，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迈上10万亿元的台阶，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也突破100万亿元，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年间，经济规模扩大约10倍。按照现价测算的年均汇率折算，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7万亿美元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17%。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稳居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是世界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的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2013—2019年平均为60%左右。2011—201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3%，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2020年最终消费率仍然达到了54.3%。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持续保持在世界第一位。人才方面，我国拥有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研究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可以说，我国纵深广阔的国内大市场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依靠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依靠内循环驱动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具备良好的现实基础。

外循环呈现新态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是助推了这一发展趋势。同时，不断下降的国际运输和国际商旅成本，以及日新月异的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在客观上也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些都促使当下的全球生产网络变得异常复杂，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全球生产网络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转变为消费者手中的最终产品。全球生产网络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刻画，分别为价值链的分拆、增加值的地理分布以及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全球生产网络虽然能够降低成本并且提高效率，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在不确定性的外部冲击下，全球生产网络的脆弱性可能会被放大。一些自然灾害事件曾经暂时性中断全球价值链体系下部分企业和行业的运营。例如，墨西哥湾飓风等极端天气事件多次切断全球能源供应；2011年泰国的洪水灾害以及日本东北部的大地震和海啸不仅导致全球半导体生产网络陷入崩溃，而且也对全球汽车制造业和电子制造业带来严重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反全球化思潮涌动，全球生产网络所面临的冲击从强度、范围以及持续性等方面堪称前所未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后，外循环中的全球生产网络所呈现出的新态势更加明显。首先，借助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表，现有研究对贸易增加值的分析表明，价值链通常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价值链的区域性特征在东亚和北美进一步凸显。价值链分拆程度以及增加值地理分布取决于生产网络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其次，新工业革命关键技术发展将会进一步改变“微笑曲线”的形状。机器人、人工智能、供应链数字化以及增材制造(即3D打印)是新工业革命的重要内容。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强调了无形资产在价值链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上游的研发和创新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和信息资讯等，使附加值向“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最后，重构国际生产网络的速度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环境。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经济合作中碎片化发展势头等，都给国际生产网络带来了额外压力。虽然数字化手段具有包容性，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数字化也会拉大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增加值差距，使价值链升级和赶超更具挑战性。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出现新态势，就会有更多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构和重塑，这为“好的国家和企业”加快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国际生产网络重塑进程中实现引领，迫切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创新分工，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双循环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笔者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要注重强调内循环驱动，同时还要注重外循环助推，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踏上合作共赢新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打造了全方位开放的全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过去40多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在开放经济状态下取得的，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需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注入了活力。为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笔者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其一，全力打造制度性开放。长期以来，我国在不同阶段、地区和领域实行了差异性的对外开放政策，通过打造政策洼地来聚集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些政策性开放机制体制是由当时国情和发展阶段等因素内在地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政策性开放所带来的竞争扭曲等弊端亟须纠正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具备依靠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性开放的条件。为此，今后要打造更加完善的制度性开放的机制体制，坚持各类经济主体地位平等、各类财产权平等保护的原则。

其二，提高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我国要随着外部环境和要素禀赋的变化，大力推进贸易强国建设。通过国际市场和国际要素助力国内经济发展，促进贸易伙伴共同发展，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经济基础。

其三，强化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促进双向投资，强化与世界经济深度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注重稳存量和促增量并举，不断完善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提升对外投资水平，树立投资优异的国际形象。

其四，推动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建设，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经贸体系和投资规则的变革进程；另一方面，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推出我国参与构建的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提升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原标题：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